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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於，我們抵達了大武鄉縣立托兒所，這裡已經是富山部落災民的安置中心。

當我們要進入安置中心時，恰巧周美清也來到這裡。我們可以從走廊聽見教室裡傳出《小小的夢想》的歌聲，但走廊外的家長們，愁容滿面。過了好一會，公眾人物走了，我們也見到了在安置中心的孩子。而這邊安置中心的孩子，平均年齡比較大，有好幾的孩子都已經是四年級的感覺，我們也可以明顯地感覺到，他們與上一個安置中心的孩子的不同。

我們在小小的房間裡為十多個孩子說故事，在這裡，雖然孩子也喜歡聽故事，也喜歡唱跳，可是他們對於災難的發生，有更明顯的體認。有的孩子會問我們：「你們今天會帶什麼禮物給我們？」「你們今天就要走了嗎？」好像他們已經知道自己是「災民」，有許多在安置中心來來去去的人，是來給他們援助的，但這些人都是把物資放下，沒過多久就離開了。因此，小朋友的家長，也在一旁告訴我們「不要隨便發禮物給他們」，好像我們的禮物、援助對他們來說，已經造成了一些教育上的問題。

其實，這一趟旅程，從公司決定要出發，到從台東回來，我都充滿著困惑與矛盾。我覺得很多人和我一樣，想為災區的人們做點什麼，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比較好。因為我們給的，都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，我們能給一些物資、一些關心、一些鼓勵，但他們就是需要一個「家」。

這些孩子只是「被迫長大」而已，他們還是個小學生，家就沒了；家庭經濟的狀況要如何面對災難的巨變，對他們來說，都是非常現實的。我們貼上了許願樹海報，讓他們寫下願望時，年紀稍大的孩子每一個都振筆疾書，不一會，我們在許願樹看到許多願望，有「希望趕快回家」、「希望爸爸、媽媽在台北平安」、「希望有一台電腦」、「希望趕快長大，照顧爸爸、媽媽、阿公、阿嬤、哥哥、弟弟和叔叔」、「希望妹妹早日康復」、「我希望爸爸趕快釋放出來」……等等願望，都讓人感受到這些孩子的早熟。

不過，不知道是不是原住民樂觀的天性，在我們發彩虹筆和小紙條給小朋友，讓小朋友寫下自己的願望時，一旁的爸爸說話了：「欸，老師，我們也有聽故事，為什麼我們沒有紙筆？」同事一聽到，馬上給爸爸、媽媽一人一隻筆和一張紙，爸爸連忙說：「哎喲，我開完笑的啦！」 

想不到這時我的同事真的變成老師啦，他慎重地對爸爸說：「不行，爸爸，我要看到你的願望喔！你們寫好以後要給我。」

這下，爸爸、媽媽開始推來推去，「欸，要寫什麼咧？」「我不知道，我不會寫。」「我只是隨便說說，怎麼知道他真的要我寫…」 

過了很久，一個小朋友拿著一張紙走過來，說他爸爸寫好了，還要我們告訴他，爸爸到底寫了什麼，因為爸爸都不告訴他。想不到剛剛那位開玩笑的爸爸，真的寫好了他的願望呢！

這位爸爸的願望：希望小朋友有一個快樂平安的家園。

最後，當我們離開大武時，已經晚上六點了，小朋友們開始上演「十八相送」，不斷地和我們說再見，從教室跟到了門口，一邊跟一邊說「要再來喔！」，他們看著我們把一袋一袋的道具搬上車，還是捨不離開。

隔著車窗玻璃，孩子們還是不斷揮手再見。

回來已經兩天了，這樣的笑臉還是常常讓我掛念。我一直想起，孩子們不斷地問我們：「你們要走了嗎？」我們也回答：「對啊，我們要走囉！」可是當我們回答完，有的孩子又接著說「明天見！」「晚上要再來玩喔！」好像他們很不願意接受我們就要走的事實，我們也再也不忍跟他們說我們要走了。他們對我們笑、和我們擁抱、成為朋友，但我們只是扮演一個「過客」，對他們來說，是好還是壞呢？

這個小女孩對我說：「我覺得我今天比昨天快樂。」那時，我覺得我們這趟路的辛苦，都值得了！可是當我轉身問我身邊另一個孩子：「那你呢？你今天快樂嗎？」他不回答我這個問題，還故意轉移話題；當下，我覺得我問了一個很蠢的問題；他的家沒了，怎麼會快樂呢？我想，這一條重建之路，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學習，並攜手完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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